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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重构“想象的共同体”

2015.11.19 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22期 0条

香港的年轻人不知道,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衣冠南渡、安史之乱、靖康之变、扬州十日,甚至有人不清楚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抗日战争是怎么一回事。有一次,我和同龄的香港人讲到蔡元培,他非常疑惑地问我:“蔡元培是谁?好像在哪里听过。”

特约撰稿_许骥  香港80后,作家、传媒人

“两种语言的生物”

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,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年轻人,就等于失去了未来。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与年轻人有共识,目标一致,那么社会安稳,同心同德。反之,老年人与年轻人鸡同鸭讲,社会就会呈现出撕裂的状态,陷入无穷无尽的内耗,离心离德。于是问题来了,怎样才能不失去年轻人呢?

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在其著作《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》中曾指出:“身份认同说到底,很多时只是一种直觉的感受:感觉自己属于这个地方,便说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人;如果不喜欢管治这个地方的政府,或其他与这个政府连在一起的事,就不会承认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人。”这话看似简单又没有可量化的标准,却十分精准。问题是,所谓的“直觉”从何而来呢?

1983年,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出版了有名的《想象的共同体: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》,梳理了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流变与运作。这本书告诉我们,民族是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人们对民族有没有基本的认同。这种认同必须建立在一些实质的载体上,例如语言。诚如该书中译者吴叡人在导读里所言:“想象‘民族’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,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之不易考证,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‘自然’的力量,无可选择,生来如此的‘宿命’,使人们在‘民族’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。‘民族’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,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。”缺乏了这样的载体,社会便不可能有共识。

当然,此处所谓的“语言”,并非一般意义上我们平时说话时使用的语言,而是广义的语言,可以是行动,亦可是思维模式。好比说,当我们看到一则关于内地人和香港人矛盾的新闻时,例如前不久的“内地游客在香港被打致死”,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?有的人看了,可能立刻就对香港破口大骂,有的人看了则会责备贪图便宜的游客,还有的人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宗个别事件没必要小题大做……这些所有的反应,都是广义上的“语言”。从这个层面来审视今日之香港的年轻人,便会发现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年轻人确实是两种语言的生物。

香港人不是什么

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被动接受,而是主动的探索。只不过,具体到香港这个特殊的语境当中,身份认同的问题是颇为复杂的。诚如香港社会学家吕大乐教授在《从港人身份认同看回归十年》一文曾写道:“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一大特点是,它本身是一种否定:是关于香港人不是什么,而不是谁是香港人、本土意识是什么的认识。一直以来,香港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并不是殖民制度下主权国的人民—他们是生活在英殖民地的华人。但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,他们愈来愈感觉到自己是有异于内地民众的中国人。这一‘香港人’或‘香港的中国人’的身份认同有着一种不确定性: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同时,却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凌驾于其他道德价值之上,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以国家为先。”

吕大乐教授所指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,因为香港身份很难界定,只有撇除了所有否定之后才是答案,而这个过程会随着各种势力博弈环境的改变一直进行下去,没有停止的那天。

1919年,中国内地爆发“五四”运动,新文化之风旋即吹遍大江南北。受左倾思想洗礼的年轻人,皆以白话文作为新的身份认同象征。但恰在这时,以时任港督金文泰为首的一众殖民地官员却逆时代而动。1926年,香港大学开设中文系。在金文泰的赞同下,由前清遗老赖际熙与区大典等当世大儒前来教授经典,吹起复古之风。港英政府还委以这些遗老重任,请他们修订中小学中文课本,灌输“孝悌忠信”的儒家思想。更有趣的是,用儒教那一套歌颂英皇乔治五世的功绩,教香港人“忠君爱国”,可谓“中西合璧”。所以,难怪当时像鲁迅等主张新文化的文人都对香港的这一套嗤之以鼻。

我们今天且不分析港英政府这样做的动机,他们可能只是为了管治方便,但这起码在客观上带来两个结果。第一,香港人对文言文的掌握非常强,直到20世纪中叶香港仍有完全用文言文写成的报纸,而今天在香港仍非常容易找到写得一手漂亮文言文的长者。第二,也是更重要的一点,香港人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,以及儒教所宣扬的思想,比内地同胞具有更强的认同感。

了解到这一点,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人在文化上与台湾人更加显得像是“想象的共同体”,而与内地人反而有隔膜。

文化认同的流失

然而,讽刺的是,今日香港年轻人中文程度之差,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

如果你接触过香港年轻人,很快便会发现他们掌握的能够表达自我的中文词汇少得可怜,来来去去就是“开心”、“几好”、“都系咁啦”……我相信他们并非是感知失调,而是不能用足够的语言表达自我。如果同样是面试一份新工作,相比之内地年轻人的口若悬河,香港年轻人非常没有竞争力。但是,一旦真正起用香港年轻人,又会发现他们在工作中是如此自律,给他们的任务总能以非常高效的执行力完成,香港的年轻人,虽然没有旺盛的创造力,却能够帮老板省去一大笔的管理成本。这与长期的受殖民不无关系。在殖民地时代,香港人几乎不需要扮演决策者的身份,港英政府如社会的大脑,负责思考和发出指令,而香港华人则像手脚,只需要按照指令完成大脑布置的任务即可。

香港教育存在严重的问题,这不是为香港年轻人开脱,而是想要指出,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,香港年轻人今天呈现给我们的样子,原因就在当年那些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身上—“当年”并不遥远,近在2000年。

2000年—香港已经回归—香港教育统筹局(2007年更名教育局)宣布取消中国历史为必修课,我们至今依旧对这一决策表示非常不解。十几年过去,当初的一纸命令所导致的严重后果,令人触目惊心。

香港的年轻人不知道,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三皇五帝、春秋战国、楚汉相争、三国鼎立、衣冠南渡、安史之乱、靖康之变、扬州十日,甚至有人不清楚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抗日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有一次,我和同龄的香港人讲到蔡元培,他非常疑惑地问我:“蔡元培是谁?好像在哪里听过。”

不了解历史,是香港年轻人最大的痛。他们眼中的中国,是个不完整的中国。没有了历史传承,香港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自己是谁,但他们却知道自己不想成为什么样的华人。面对排山倒海的负面新闻,本能反应就是忙着做切割。因此,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的离心力就非常容易解释了。如果无法在历史上给自己安放一个位置,那么剩下的唯有排斥。要知道,对没有宗教信仰的华人来说,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,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。

当内地不断炫耀自己在经济层面取得多少成就的时候,香港的年轻人并不觉得与有荣焉。相反,香港年轻人感到的是内地民众的“恩主心态”。内地民众说,自己来香港消费是帮助香港发展经济,但香港年轻人用“反蝗”、“反水客”等一系列激烈举动响应。内地民众不解:你们到底要什么?

香港大学每半年公布一次调查结果,看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怎么变化。几个选项包括觉得自己是:中国人、香港人、在中国的香港人、在香港的中国人、亚洲人、世界公民等等。这几年,觉得自己是“香港人”的比例在跌宕中起起伏伏,但总体来说呈现上升趋势。我猜想,多数人跟我的想法一样,在选择“香港人”这个选项时,并不觉得“香港人”与“中国人”是天然对立的,只不过是体现了一种对本土的热爱。但是,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说自己是“中国人”了呢?这的确是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。

也许问题的症结,恐怕是出在那个“想象的共同体”消失了。那么,怎样寻回这个“想象的共同体”就变得颇为重要。陆港两地的年轻人,需要一种全新的超越性的价值认同。而这,显然并不容易获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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