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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可风:我做过最艺术化的电影叫《英雄》

2015.10.15 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20期 0条

杜可风,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,香港第一摄影人的地位无可撼动。最近,他玩了一回导演,执导的《香港三部曲》刚在香港上映。还跑到上海震旦博物馆,跟艺术家张恩利合作一场“画影之间:张恩利×杜可风”艺术展。来听听杜可风谈他的名字涵义,他与杨德昌、王家卫、张国荣、陈凯歌、崔健等大腕合作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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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约记者_霍山

他是纯种老外,但是一开口蹦出来的是流利的中文,有点小分裂。

艺术上也是这样。看上去有点大条随便,但是一拍起电影,那样幻美流艳的画面,也只有杜可风掌镜可以拍出来。

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,香港第一摄影人的地位无可撼动。

这一回,他到上海震旦博物馆办艺术展。刚到震旦博物馆,他也有点抓瞎,这么大的空间,他能做什么?他习惯的空间是小小的,可以做拼贴作品的空间,要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银幕。

银幕,那是另外一个空间。

他说他不太愿意被称为一个艺术家,他认为自己是电影工作者。现在,他又多了一个头衔:当代艺术工作者。“画影之间:张恩利×杜可风”艺术展正在震旦博物馆展出,在画和影之间的杜可风,会有怎样的差别?

我要成为“杜可风”

南都周刊:您是悉尼人,后来怎么跑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读书?

杜可风:因为我之前环游世界,语言是很重要的桥梁。我只知道全世界有几个语言,英文、西班牙文、阿拉伯文和中文,我选择中文,是因为我完全不懂中文,从头开始是学习最好的方式。我决定从头开始学中文,然后去香港。我的中文名字也是一位诗人起的。

南都周刊:起“杜可风”这个名字的就是您的老师吗?

杜可风:是我在英国的中文老师起的,他是一位诗人,所以起的名字很有诗意,也给我后来做事提供很多方便。他们一看这名字,以为我是中国人,不是外国人。这个名字其实也给我很大的鼓励,因为我要成为杜可风,我现在还不是杜可风,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要求的名字,有一点负担,要成为杜可风不是那么容易的,所以我就要努力。

南都周刊:这三字有什么寓意?

杜可风:君子如风。风,有时候往这个方向吹,有时候向相反的方向,有时候不存在;有时候暴风雨,有时候很温柔。风很多变,有很多种可能性,所以我说我还没有找到它的寓意所要求和标榜的。

南都周刊:您觉得您更看重君子还是风呢?

杜可风:当然是风,因为我是水手,也来自海边,喜欢飘来飘去,所以我当然是风。

南都周刊:在香港中文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?

杜可风:就是中文系,当然有一些关于中国的美术的课程,但基本上学的都是语言和文学。我那个班,很多同学都是外交官的子女。当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外国人不太容易和中国人来往,所以很多国家的外交官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香港中文大学,完成两年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学习,因为是政府的钱,所以学费很贵。我没有政府支持,我出的是自己的钱,差不多三个月我就把钱花完了,没法子,只好搬到台湾去。香港中文大学是两年的课程,我没有毕业。

混入电影圈

南都周刊:1978年,你是怎么参与创立兰陵剧坊,开始与云门舞集、香港进念·二十四面体合作摄影工作的?

杜可风:我认识我最好的朋友—崔健—是在酒吧弹钢琴,和云门舞集、香港进念·二十面体的朋友认识也一样。香港是小地方。

就是因为大家有理想,开始做一些东西,就这样大家都认识了,成了好朋友。那时候我也是学生,没有什么职业,有时间参与其中,拍一些自己喜欢的纪录片和电影。我有时间,朋友有部摄影机,反正人家给我一个摄影机我就拿起来了,我也不懂。就这样开始了。

南都周刊:在1981年的时候,杨德昌先生请你拍《海滩的一天》,跟他是怎么认识的?

杜可风:也是在酒吧,那时候台湾,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,他们有很多理想,会一起喝酒、喝茶,一起生活。其实像1980年代中国的摇滚一样,我跟老崔也是常常混在一起,我们就在谁的家里想出一些比较理想主义的东西,然后我拍出来。杨德昌的个性也是这样,他喜欢比较刺激的东西。所以他后来找到我,那时我自己还没有拍过电影,没有拿过大的摄影机,我又没打过灯,所以一切都很生疏,不过他支持了我。张艾嘉那个时候也是明星,也是老板之一,她也支持我。

南都周刊:从那次开始你就下定决心从事电影和摄影了?

杜可风:对啊,因为人家信任我,我也很好奇,他为什么会信任我?然后果然,杨德昌的这部片子(《海滩的一天》)得了金马奖,我很奇怪我到底做对了什么东西,人家会觉得是好的。

南都周刊:你第一次拿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电影是舒琪导演的《老娘够骚》。

杜可风:对啊,这部片子你都知道。

南都周刊:在《老娘够骚》里面,侯孝贤和张学友都有演出,你还记得他们表演的情况吗?

杜可风:他们爱唱歌嘛,爱卡拉OK,都是朋友,那个时候我们来往比较多一点。那时候没有那么商业,都是为了一些理想,或者是支持一下朋友。

南都周刊:第一次得奖什么感受?

杜可风: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获奖,他们说我是最佳摄影我都不信,没有什么东西是最佳的,可能人家感觉到我有新的想法,感觉到这些人在认真做一些事情。这些人在做的事情中有他们对社会独特的看法,所以会得到评委会的赏识。得奖不是终点。

我也听不懂王家卫

南都周刊:王家卫,也是在酒吧里认识的?

杜可风:认识王家卫是因为张叔平。我已经拍了七八部电影,巧了,都是张叔平做美术,当时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张叔平做美术。他在电影美术方面是最好的,会好几种语言,是广东人,还会说上海话。他推荐我认识了王家卫。

南都周刊:那你跟王家卫合作,在摄影方面王家卫是让你比较自由地发挥,还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想法来做?

杜可风:不只是王家卫,摄影跟导演、美术和演员,都是一种调整来往的关系。我知道的就是这样子,也有其他的导演是另外的要求,但我何必跟这一类的人合作?王家卫的那种方式是比较抽象化的,比如说我们在阿根廷,他放一段音乐,他说:“你不觉得我们(应该)就这样子拍吗?”我说:“啊,什么意思?”他的意思是你去寻找一个感觉,我喜欢这个感觉,不过那是很抽象的东西。

南都周刊:一开始王家卫给你一段音乐,让你捕捉一种画面的感觉,你会不会尝试几种,一次次给他看?

杜可风:可能第一次不能十全十美,所以他会说:“你能做得更好吗?”不只是他,我想有时候自己也会感觉到还差一点,我能不能再试试看,我想大部分的演员也是这样。一个好的演员会说: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,让我试试看另外一种表演方式。

南都周刊:跟王家卫就这样一路拍下来了?

杜可风:对,还有张叔平,没有张叔平就没有我。所以我就说整体的创作环境才能让电影达到一个水准,你必须有各方面的支持跟来往才会走得更远。

南都周刊:一开始合作就有默契的吗?一条镜头会反复来吗?

杜可风:我怕过五六十条,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还是第一条最好,所以有时候是导演比较固执,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。像举杯、放下杯子这样一个动作,演员还能演得怎么好?但导演一定要达到他心中理想的情景,拍电影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你可以马上认识一个人,他的脾气和他的能力。

南都周刊:王家卫没有剧本,拍着会不会摸不着头脑?

杜可风:他有很多想法,每天都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做,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,有时候觉得是电影自己在创作它自己,而不是我们在推动。他对我影响很大。

我记得有一次,王家卫有一段戏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,拍出来就是不对,但演员已经杀青走了。我能想到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原来的彩色胶片变成黑白,并洗印出特别多的反差,结果效果还不错。有一场戏改成这样子就有点奇怪,所以我们就想,所有这一类型都用一样的方法,人家就会说:啊,这是一种风格!其实不是,因为有了错误,我们才弥补了。我觉得很多东西也是这样子出来的。很多有趣的结果,是因为有一个错误的开始。

南都周刊:因为一个小错误,把全部都改了?

杜可风:没有,只有几段,这样比较统一一点。比方说,比较写实的东西是这种风格,比较幻想的就是另一种风格,就是这样子,过去和现在,做一个对比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克服挑战的过程。因为一部电影,尤其是我拍的电影是所谓的小成本,你没有钱去改很多东西,你必须借助它本身,然后用你自己的方法来,让错误或者挑战变成优点而不是缺点。

我不知道张国荣患抑郁症

南都周刊:9月12日是张国荣先生的生日,你私下里和张国荣是很好的朋友吗?

杜可风:是好朋友,我很少跟电影圈的人来往,不过跟Leslie的交往比较多。其实现在想想,见面也不是很多,也就在外面吃吃饭而已。在电影圈里,除了Leslie,我和许冠杰、张曼玉来往比较多一点。

南都周刊:他和电影里面的表现有差别?

杜可风:他在生活里面也是他嘛,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多面的人,有很多不同的情绪,所以说演员做艺术家是对的,这样子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去表现。

南都周刊:后来他患抑郁症,你知道吗?

杜可风:我不知道,我不是医生。

南都周刊:在拍《春光乍泄》的时候,梁朝伟有一次说,一开始是把他骗到那里去的,他不知道要拍同性恋。

杜可风:都是给骗过去的!那个故事我们也是不知道,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,这也是很多导演的方法,他把你丢到一个环境里面,你的状态会更真,很多导演用这种方法来刺激演员。

陈凯歌爱特写,张艺谋很大胆

南都周刊:你和陈凯歌导演也合作过,拍《风月》的时候,张国荣说拍了太多特写,就像一篇文章里有太多惊叹号。

杜可风:对,凯歌的要求会很细腻,所以他有一些细节会特别地强调。但如果太多特写的话,观看者看了会容易累,但我们只能到做到这样的程度。

南都周刊:和内地导演合作,与港台导演的合作有什么不同?

杜可风:整个都不一样,制作过程、资金的处理方法、空间、风俗习惯都不一样,跟国外也不一样。每个地方都有电影的制作传统,影响很多东西。不过我与之合作的人,大部分都是一种要求—做一部好电影!

我做过最艺术化的电影叫《英雄》,因为张艺谋敢用颜色讲故事。这是很大胆的事情。颜色是一个推动力,它是一个结构,是一个精神,所以我想与你分享这么一种荣誉。因为电影敢这么艺术化是很难的,这是一部商业电影,其实也不是那么商业,不过还是赚了一点点。所以在电影制作环境中能那样做,走进艺术的心态和精神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。

南都周刊:崔健的电影《蓝色骨头》请你来担任摄影,你说你特别喜欢他的《南泥湾》,你是喜欢摇滚还是喜欢《南泥湾》这种红色歌曲?

杜可风:当然是摇滚。因为老崔是特别要好的老朋友,所以跟他合作电影,之前还帮他拍过一些MV,都是以朋友的心态。认识这么多年,做事比较顺利,我也知道他的脾气,比较容易沟通一些新的想法和工作方式。

我适合做摄影,而不是导演

南都周刊:会不会到好莱坞的时候反而更加不适应?

杜可风:慢慢习惯。我觉得美国那种手法,技术方面的要求我也还是不那么习惯。当然我也拍了一些很好的导演的作品,不过美国人的风格,他们对电影的期待,大部分和我是不同的,跟文化有关,因为不同的文化会催生不同的电影类型。

南都周刊:但问题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外国人啊?

杜可风:我是一个外国人,不过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做外国人,已经做了四十多年的外国人啦。

南都周刊:1999年的时候您自己导演了一部电影《三条人》,开始做导演了。

杜可风:我至今一共拍了四部,最新的那部《香港三部曲》刚在香港上映。

南都周刊:《香港三部曲》实际上是一部,还是三部短片?

杜可风:三个段落,一部电影,就是反映香港的三代人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过程、不同的生活环境。

南都周刊:那么你以后以摄影为主,还是会转型做导演?

杜可风:我觉得我很适合做摄影,人家说为什么不做导演?不是我特别去要求去做导演,也不是我幻想去做导演,我觉得没有差别,我是这部戏的导演还是编剧或摄影,我觉得对我是相同的,有时候责任有一点不一样而已。每一样应该做什么,每一个人物有什么样的责任,你应该很清楚。

南都周刊: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?

杜可风:还是电影啊,还是继续做。有很多事情要做,也因为《香港三部曲》这部电影,有很多电影节要去参加。

南都周刊:拍电影会有很多限制,包括经费,有时候也会妥协吗?

杜可风:是的,难道你跟你老婆或者女朋友在一起,你不会妥协?所以我必须判断一下,我觉得没办法更好,可能是电影最常出现的问题,比方说一个年轻的导演,他对整体的控制不够,所以他可能纠缠于一个细节。比如他可能很想改变这个桌子,不过他没有想到这其实得不偿失,找这个桌子要两个小时,拍整场戏你才多少时间?很多导演都是为了一个细节花两三个钟头,这样另外一场戏都没法拍了。

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提醒他,如果这个桌子不是最好的话,那就不拍这个桌子。

跟一个陌生的艺术家拼贴

南都周刊:你这次办艺术展,和张恩利合作,怎么想到以这样一种当代艺术更像装置的方式?

杜可风:因为普通的摄影展比较闷,这种空间和过程比较有活力,有点像拍电影,慢慢演变出来,比作为一个完全平面的东西更有可能性。

这次展览规模虽然不是很大,但是对我也是一次挑战。做这个展览可能比我做任何一个电影还有压力。电影我天天做,是我的生活,我觉得很自然,当中人的来往我都习惯了,我对观众也都有认识。对做展览,对艺术,对展览的观众,我不太认识。

南都周刊:作品中也用到了你以前的电影片段。

杜可风:对,我会用自己的小作品,包括其他一些经过我处理、你们可能认识的电影的片段,来分享我的心得,我的过程,我的疑问,我经历的up and down。

南都周刊:这次跟你合作的张恩利,以前就是你的朋友?

杜可风:不是,之前不认识。很多人问我和他合作感觉怎么样?我说我也不知道,你去问他吧。

南都周刊:和张恩利第一次见面后感觉如何?

杜可风:策展人乐大豆和博物馆找到我,希望我和张恩利合作。我不太认识他,他也不一定认识我,把两个不同的人放在一起,这就是一种拼贴的精神,唯一的方法就是先见面。

所以我去见他,我去看他的作品。到了他的工作室,我发现好干净。他每一次做展览,都有一个模型,看怎么样去摆他的画,于是我就想把他放在模型里面试试看。我想来观察一下,他到底在干什么。这个艺术家,我都不了解他在干什么。我怎么接触他的模型,怎么接触他的空间呢?我一直在思考,虽然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,但因为出发点很有意义,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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