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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生活腌制的小城青年

2015.02.27 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4期 0条

金马奖得主耿军说,他的目光无法从家乡移开,故事里面的每一个青年,都像他自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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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_张莹琦 上海报道 摄影_孙炯

年关将近,三个无所事事的青年在雪地里徘徊。手中的锤子和镰刀被裹上毛巾,放在身后。路人的钱财是他们的目标,但好多次举起锤子的手默默放下,任行人从眼前一一走过。

“妹子,等一下。借点钱花花呗。”错过几次后终于狠下心来,而话音刚落手中的武器已被夺走,三人被迅速地敲晕,倒在了频频“作案”的路上。

画面缓缓移动,他们的身后是白雪皑皑的东北村庄。凋敝的平房,光秃秃的树枝,偶尔驰过的运煤火车,弥漫着孤独和荒废的味道。

这部名叫《锤子镰刀都休息》的独立电影,在一个多月前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。谈到这部电影,导演耿军笑得很谦和。

耿军很排斥“底层”这个词,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。19岁的耿军曾怀揣600块钱到北京闯荡,当过宾馆服务员、开过录像厅、卖过早点,19年过去,他还过着“离经叛道”的生活:一有钱就投入拍电影,拍了十多年,几无存款。

故乡鹤岗灰突突的城镇与村庄,在生存困境里无处可逃的青年,是他过去所有影片的主角。耿军说自己拍不了华美精致的电影,不为故作深沉,而是他的目光无法从家乡移开,故事里面的每一个青年,都像他自己。

荒废的城市

鹤岗地处黑龙江东北角,挨着俄罗斯,是一个边境城市,也是煤矿输出的城市。《锤子镰刀都休息》的拍摄地点距耿军的老家十公里左右。上中学时逢暑期,耿军每天骑着自行车来这儿卖冰棍,每卖出一箱能挣7块钱,天气热的时候能卖两箱。

“方圆十公里的地段我走得特别熟,那个时候人丁兴旺车水马龙,平常的居住气氛和人际关系都挺有意思。”熟到什么程度?“按着幼儿园下课的时间点就去,会有很多小孩来买冰棍,哪个幼儿园的阿姨漂亮,我都知道。下雨了就把冰棍箱和自行车一起推到公共厕所里避雨,特别欢快。”

几年前,煤场的地下被采空,这里成了塌陷区。地上一开裂,人们就容易一氧化碳中毒。政府因而棚户改造,能搬的人都搬走了,原本热热闹闹的城区变成一片废墟。搬家需要自付一部分钱,付不起的继续住着,平房也就星星点点地落在那儿。

2013年回老家,教画画的弟弟对耿军说,去那儿拍点照片吧。耿军说,好。俩人在熟悉的路上走着,“一看到那个地儿已经荒废掉了,文学青年嘛有点伤感,就想以‘荒废’为主题,拍一个片。熟悉的地方成了废墟,年华荒废了,人际关系也是荒唐的。”

《锤子镰刀都休息》是耿军拍的第六部独立电影,相对于以往每一部创作都“蓄谋已久”,这一次,更像是回乡偶书。

演员都是当地找的普通人。在残联上班的主演张志勇是老搭档,“勇哥小时候在矿区玩铝管,手指被炸掉了两根,一只眼睛视力不太好。他非常熟悉残疾人的肢体语言,知道偏瘫是怎么样的,小儿麻痹是怎么样的,羊癫疯是什么样的,喝完酒后他就人来疯,学他们单位残疾人的样子。”

耿军想了想,决定以他作为支点,写一个关于“荒废”的故事。“身体的残废跟环境的荒废一样,都残缺了。”

故事情节有些荒诞:两个因穷困潦倒企图抢劫的人遇到另一个做坏事的人,准备团结起来一起劫人钱财,但由于软弱他们没有成功,最终被人用自己的作案工具锤子敲晕、倒在了经常“作案”的路上。金马奖颁奖词评价,“悲凉之中透露出一股特别的幽默感”。

耿军说,锤子与镰刀只是他家乡随处可见的劳动工具,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被荒废。当它们被再利用为武器时,却裹上了柔软的毛巾,懦弱无力,一如影片中留守在小城里茫然的青年。

锤子、镰刀不常使用以后,小城青年“在平庸里被淹没,在环境里无所适从,茫然,既适宜又不合时宜”;同时他们又软弱无力,“整个人群的懦弱,让他们对环境的荒废束手无策”。

伴随着环境荒废的,还有人际关系的疏远。在耿军的眼里,东北人是嬉笑怒骂的,也是热血的。2008年小城赶上经济危机,曾有同学的父亲下了夜班遭人打劫,“大哥站住!我没钱吃饭了,给我一袋面的钱吧,50块。”他淡定地回,“我过几天发工资,给你买一袋面吧。”

过了几天,真就买了面在原地等——有时候,打劫者和被劫者成为朋友并不算什么新鲜事。鹤岗的冬天长达半年,看二人转、打麻将、串门成了传统娱乐项目。东北人见面说声脏话,“干啥呢,狗卵子?其实是北京话傻逼的意思,不会觉得是骂人。”

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热气腾腾的城市,随着平房格局的瓦解,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“楼房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就是门对门打招呼但不熟,楼上楼下也不太认识,除非居委会组织活动。城乡一体化整个连根拔起了以前社会的层次。”

茫然的青年

“茫然懦弱的小城青年”,也包括耿军自己。上中专前,对俄贸易兴起,像很多鹤岗青年一样,他选了俄语作为专业,两年后贸易冷却,“班上学得最好的和最不好的都没有用上”。毕业后带着一股子文艺理想和父亲给的600元路费,他和喜欢摇滚的朋友一起上北京,“去搅动北京的文化市场。”他们说。

“结果文化没做成,成了来京务工人员。”耿军在北京推销过速冻饺子,当过宾馆服务员,给杂志社、电视台做过广告推销,期间因为写剧本认识了电影学院的老师,顺便蹭了两年多的课。

2002年,耿军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独立电影《山楂》。电影讲述的是一个青年人在家乡混得不好,来到另一个城市讨生活受本地人排挤,受挫后他想反抗,却没有能力反抗的故事。

此后,爱上妓女的抢劫犯、为朋友两肋插刀死在医院的无业青年、因家庭贫困被退婚的年轻人……困窘的、压抑的东北小城青年一直在他的影片里出现。

“他们没有方向,我也是其中的一员,可能感受会更深一些。我的所谓的这种创作,其实更多的也是表现我在这个社会里边的感觉。”为了生存从一个工作流动到另一个工作,耿军觉得,主流中产之外的人群是庞大的,也是茫然的、无所适从的。上完中专后没再上学,在他看来,教育制度也是失败的,同龄人大多改行,做着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事,但为了活下去,又不能不干。

“像一片肉一样被煎着、烤着,完了之后又这么硬着头皮活着。”对小城青年来说,在大城市实现理想和靠能力吃饭这两件事很难,“他们是腌制在生活里的”。

除了自己的经历,身边朋友的故事也曾几次“扎”到他。从平房搬到楼房后,原有的人际关系消失了,二嫂因为没有处理好婆媳关系,在经济压力和孤独难抑的心情下自杀。

还有朋友张稀稀,十多年前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的时尚杂志社工作,每天中午大伙儿一块吃饭,一餐饭三四十元,房租贵、消费高,收入却不足以维持好的生活。久而久之,得了抑郁症,回到家乡小城做了一名中学老师,在二十七八岁的年纪。

教学期间,张稀稀几次和学生吵架,后来到医院检查,才发现是得了精神分裂症。由于是工作期间患上的,学校不能辞退,如今张稀稀就在小城生活着,拿着每月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。

“精神分裂是间歇性的,医院开不了健康证明,因此这个病症将伴随他一生。不能上班,也不能融入周围的人群,活得非常孤独。”养病期间,爱写诗的张稀稀不停地写,希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,也一次次地在无奈和挣扎里打转。这个故事,后来被耿军拍到了纪录片《诗与病的旅程》里。

六部独立电影,从《烧烤》的穷人、妓女,到《锤子镰刀都休息》的抢劫者,穷困和悲凉是一以贯之的主题。耿军说,希望把生活中的奋斗、乏味、无力、挣扎和人性中的美好、微弱的凶恶都记录下来,把这个变化的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和阻碍,把适者生存和不适者的无奈隐忍都一股脑地用影像呈现出来。而他拍到的,不过是主流中产之外的、庞大人群的一个切面。即便从青年拍到中年,也要拍中年的困窘。

在北京生活了19年,耿军却从没想过把故事的背景放在这里。“北京是一个人才聚集的地方,它的资讯发达,学术氛围更好,我在这里获取我需要的营养。当我面对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仍是茫然和无所适从的。我无法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,我还是一个郊区小城的思维和生活方式。”

“得奖了,还不觉得是‘城市的一员’吗?”有人问他。

“为什么要成为城市的一员?”耿军说:“大家都往城市挤,城市会爆炸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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