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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岗:从囚徒到高官,又从高官到囚徒

2015.12.21 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24期 0条

今年10月25日,是原国家副主席高岗诞辰110周年,有学术团体举行了“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”的座谈会,中共中央已启动高岗案重新审查工作,并恢复高岗同志称谓。高岗的历史,再度进入人们视野。我们今天来回顾高岗大起大落的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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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,辽宁沈阳,高岗与妻子李力群合影。

文_克念

1949年9月30日,北京,新政协即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。当代表们看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位党内副主席候选人名单时,都大为惊讶。他们纷纷交头接耳—为什么是高岗?

和其他两位党内候选人朱德、刘少奇相比,高岗的威望、资历是远远不及的,更别说能否和主席毛泽东、总理周恩来并肩。甚至与年龄相仿并同为大区负责人的邓小平相比,他的功勋和履历也要差上一大截。所以不管彼时还是现在,66年来党史、政治史研究者对此一直聚讼纷纭。

高岗晋升之快,权柄之重,地位之隆,似乎和领袖毛泽东对其的培养提携是分不开的,而究其原因,可能是高氏身上那种勇武明快、不拘小节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令人欣赏和信任。

不过,所谓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”,急躁轻信、刚烈慨然的性格成就了高岗,但最终也将他送入末路。

由囚徒到西北局书记:三十六岁

按照党史的记叙,“(1935年)10月19日,北上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。11月初,他们在甘泉同徐海东、程子华、刘志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”,这标志着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。然而,需要说明的是,当时受王明路线影响,陕甘苏区的中高级干部如十五军团参谋长刘志丹、政治部主任高岗,此时都关在大牢中,等待“肃反”的最终结果。若中央红军晚来一步,而毛泽东没有下令“刀下留人”,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中央对于“肃反”的纠偏迅速而有效。11月7日,包括高岗在内的被迫害干部全部释放;30日,宣布此次肃反是“极左主义”,高岗等人正式平反;12月13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在瓦窑堡接见了高岗。

随后,高岗带了十三人去陕北与内蒙交界处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。“那里的工作不好搞,一片黄沙地,天天刮风,跑来跑去,经常打仗”,照他的形容,“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,是苏武牧羊”。

高岗的腹诽并不过分。据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很多年以后回忆,“由于‘左’倾路线没有清算,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。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,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分配,一般是不公正的”。

此时的高岗,生理心理都饱受折磨。一方面,他“被关押拷打的身体还不太好”,另一方面,他担心会被人“害死”。如此身心消沉,以致他竟然有了“不如出家去当和尚”的想法。

正在此时,他的老同学、老领导、老朋友刘志丹牺牲了。刘志丹的牺牲更刺激高岗振奋起来,“发狠地在蒙古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”。

另一方面,由于刘的去世,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,高岗就排在了第一位,他事实上成为了西北苏区的代表——当时这里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全新的“落脚点和出发点”。毛泽东曾形象地说,“你走的路多,但你失去了根据地”,而高岗“没有走路,但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”,以突出在地化的重要性。

加之高在刘志丹牺牲后的工作诚然卓有成效,有目共睹,于是,他开始进入中央的考察视线。高岗那种“不设防”的性格也让能够被多方接纳。据和他同事多年的老领导回忆,“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”,“另一方面,感到他有些粗,水平不高,生活浪漫”。这种毫无心机的做派使得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团结同志。

1935年11月初,中共中央刚刚抵达陕北,高岗还是个肃反大牢里的囚徒。仅一年后,他已经有资格列席政治局会议。到1941年4月份,中央决定成立总绾陕甘宁党政大权的西北局,任高岗为书记,连革命元老林伯渠、谢觉哉都是其下属。这时,他才三十六岁。

由副主席到囚徒:四十九岁

1953年初的高岗,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。此时他以中央政府副主席之尊,兼任人称“经济内阁”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,行政序列上已和周恩来并列。而他在东北大区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存在,东北局各项事务仍向其汇报。

他还于此时搬进了东交民巷8号,之前的法国驻华大使馆,一栋占地百亩的别墅将成为他的私人办公处,最后也成为其囚禁与葬身之所。

据邓小平近三十年后的回忆,“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,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”, “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,老人家(指毛泽东—引者注)也有责任。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、总理有意见,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”,“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,摸了气候,好像老人家重用他,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,因此晕头转向”。

但是,很显然,“有些粗,水平不高”的高岗错误地判断了毛泽东的意向,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。到1953年底,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,毛泽东以“北京有两个司令部”这一后来家喻户晓的比喻,和高岗划清了界线。

这次会议以后,对高岗的指控逐渐升级。到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,其实已经为高岗作了政治定性,那就是“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、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”。随后,中央组织“高岗问题座谈会”,由周恩来主持,对高进行全面揭发和批判。“座谈会”仅仅开了两个下午,高岗就精神崩溃,于次日下午开枪自杀,幸好手枪被亲属及秘书抢下,才没酿成大祸。然而,自杀前一晚他做了一件事,真正导致其政治生命的彻底终结。

他写了一封信,一封给毛泽东的信。

据他的传记作者了解,“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,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,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”。向领袖汇报思想并忏悔,这很正常,但问题是,他“把致毛泽东的信放到了一个信封里,并在信封上写下了‘刘少奇收’”。更有甚者,他次日早晨还在信封上抹了点鲜血。他的秘书和妻子发现后,觉得不妥,决定私拆信件,“打开一看,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,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,落款是高岗”。

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要寄给刘少奇,上面还要抹上血迹,并以自杀明志?相信对这个问题最好奇的是毛泽东,据其秘书叶子龙回忆,“他对此事感到厌恶”,进而说,“随他去!”叶子龙认为,毛泽东“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”。

高岗自杀(未遂)发生在2月17日下午一点半。晚上九点,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,决定对高岗在其住所实施管教—也就是监禁,并令其停职反省。也就是在自己的家里,高氏成了囚徒。

从此,高岗再也没有跨出东交民巷8号半步。8月17日,正好距上次自杀半年整,凌晨两三点,他吞下了平时偷偷攒下的大量安眠药,再度自杀。这次,他成功了。这颗党史上最耀眼的政治流星终于坠地,这时,他才四十九岁。

(本文参考资料为国内公开出版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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